我讀｜《漢代紀年漆器銘文匯考》：器物、工藝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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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 :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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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漢代的歷史，主要依靠《漢書》《后漢書》等傳世文獻。不過，由于傳世文獻的數量總體并不豐富，所以很大程度上還需要依靠出土文獻，比如簡帛、銅器、璽印封泥、漆器文字等。這些出土的漢代文獻，既可以糾正史書中的某些錯誤說法，如《漢書·地理志》記西河郡有千章縣，但是內蒙古出土的一件西漢銅漏壺上有“干章”字樣，可知《地理志》的千章實為干章之誤；同時又可以補充史書記載之不足，如湖北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賊律》顯示，漢初的同姓王國雖然是西漢王朝的一部分，但同時又是與漢廷并立之國。漢廷將同姓諸侯當作敵國，故而對它們防范甚嚴。對于研究漢代歷史而言，它們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元始三年（公元3年）蜀郡西工乘輿銘漆耳杯，2004年鄭巨欣攝于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漆器文字是漢代出土文獻的一大宗，對于研究漢代的職官制度、手工業生產與古代工藝等均有相當的裨益。早在上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梅原末治即發表《漢代漆器紀年銘文集錄》一文（《東方學報》第5冊，1934年），將已發現的漢代紀年漆器銘文匯為一編，對銘文記載的職官、工藝等多有討論。此后，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展開，關于漆器文字的研究也在陸續推進。在諸多的論著中，最重要的是洪石先生的專著《戰國秦漢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對戰國秦漢漆器的類型、工藝、文字等作了綜合研究。洪先生利用漆器文字，深入探討了漢代漆器的生產、管理與使用等。當然，有些問題仍然需要進一步討論，加之近十幾年來新出現的漢代紀年漆器銘文亟待整理研究，因此鄭巨欣教授、王樹明先生撰成《漢代紀年漆器銘文匯考》一書（文物出版社，2022年，以下簡稱《匯考》），擇取價值較大的漢代紀年漆器，對它們的銘文加以整理考訂，并對若干重要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無疑是有意義的。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漢代紀年漆器銘文的類編與考證，第二部分則是六篇專題的研究論文。漢代漆器的生產機構，按照性質的不同，可以分為郡國自營、地方國營、中央專營三類。按照這個標準，《匯考》將漢代的紀年漆器銘文作了分類匯編。近十多年來，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與江蘇盱眙西漢江都王陵1號墓中陸續出土不少紀年漆器，均被《匯考》收入其中。隨后，《匯考》按照年代的先后順序，在每一件漆器銘文之下，先詳標出土信息、貯藏機構、形制、尺寸、紋飾等信息，再對銘文中的年代、地名、職官等逐一考證。考證工作綜合前人的研究，巨細靡遺，在做結論時能擇善而從，又時出己見，既方便翻檢查核，又體現了作者對若干問題的研究心得。專題論文部分，是作者在梳理銘文的基礎上所作的相關研究。以往研究漢代漆器的學者，多從歷史學、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側重銘文所體現的職官制度、手工業生產以及不同類型的紋飾所體現的時代特征，雖然對漆器的制作工藝有所涉及，但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匯考》的作者鄭巨欣教授是著名的工藝研究專家，對古代的手工藝有著精深的研究。從這樣的角度去研究漢代的紀年漆器銘文所反映的制作工藝，自然會有獨到的見解。在傳統社會，手工藝的傳承往往歷久而穩定。比如清代的制陶工藝與漢代的制陶工藝恐怕并無多大區別。漆器行業也是如此。漢代漆器銘文中的素工、髹工、上工、涂工、畫工、?（《匯考》所釋）工、清工、造工等工序，前人異說紛紜，作者在《漢代漆工的事職》一文中，聯系《輟耕錄》《髹飾錄》等元明文獻中對于漆器制作工藝的記載，對漢代漆器銘文上的諸多工藝詳加考辨，逐一落實。比如列于漆器銘文首位的素工，學者都認為是與胎骨制作有關的一個工種。《匯考》征引《輟耕錄》《髹飾錄》等文獻記載，對此加以肯定。不過，大家對它的具體看法并不相同，有人認為是做木胎，有人認為是泛指制胎，還有人認為是在胎底上漆灰底或造素地等。《匯考》指出，并非每一件漢代的紀年漆器銘文中都有“素工”，凡自名纻胎者均無“素工”，凡有“素工”者均有木胎，可見“素工”應為制作木胎的工人。隨后，《匯考》解釋在什么情況下才會出現“素工”。在漢代的紀年漆器銘文中，凡纻胎者無需“素工”，夾纻者則需要。纻胎與夾纻胎有別。這一點王仲殊先生在《漢代考古學概說》中已經指出。《匯考》從工藝的層面進一步說明：“纻胎是一種脫胎工藝，即在內范上直接用漆灰逐層加纻布，待成型并干燥后脫去內范而成胎骨。后者（引者案，即夾纻）則無須脫胎，一般是在內范的里外均加裱纻布，待成型并干燥后自成一體。前者之內范，應是事先做好的模具，一具可用于多器；后者之內范，則多用薄木胎專門制作，一具僅用一器。此亦正是前者無需勒名‘素工’，而后者需要的根本原因。”這個解釋不但使我們加深了對漆器銘文中的“素工”“纻”“夾纻”等文字的理解，而且還對古代漆器的制作工序有了更為真切的認識。既然要逐一落實工序，《匯考》自然繞不開漢代漆器銘文中的那個難字。這個字有多種寫法，前人對它有多種不同的釋讀，或釋為彫，或釋為彤，或釋為?等。釋文不同，釋義自然有異，有雕刻、涂朱、罩明等不同解釋。《匯考》從字形字義出發，結合漆器制作的工藝，認為用雕刻來解釋它是最為合理的，因而主張將它釋為?，讀為彫，表示雕刻之意。“?工”負責的是雕刻銘文或紋飾，而在漆器上雕刻精細的紋飾或銘文的工藝，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從字形、字義與工藝上將“洀”字加以考定。在這樣細致而深入的考辨過程中，《匯考》為我們展現了古人從制作木胎到最后清理完成的一整套漆器制作流程。鄭巨欣教授在從事中國古代的工藝研究時，不是孤立地去研究某一種手工藝，而是把器物與人相聯系，力圖揭示器物背后所反映的觀念與時代。比如在《梳理的文明》（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一書中，他一方面敘述了古代梳篦的發展歷程，同時又探討了古人對于梳篦的禁忌、梳療的方技等觀念史上的若干問題。他在對漢代紀年漆器上的三神獸紋的解讀中，再次展現了這一特點。三神獸紋是漢代漆器上常見的紋飾。它的主要構成元素有獸形、囧形云山、圓點三部分。在鄭巨欣教授看來，這些圖案并不是純粹的裝飾性圖象，而是有著深切涵義的：“統合象征星辰的星點、威猛的三神獸、陽氣上升的云山，利用‘三’這個抽象變化的數字，以陰陽五行融合自然天象與社會事物，并貫穿天人合一理念來構成視覺形象。”將點、獸、云置放到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中加以認識，揭示了圖象中所蘊藏的觀念史意義。鄭教授還注意到，三神獸紋出現在西漢成帝河平元年以后制作的漆器上。這個時間點比較特殊，值得進一步深思。為什么會在漢成帝時突然出現這種特別的紋飾呢？他認為，這與漢成帝本人息息相關。成帝縱情聲色，雖然后妃甚多，卻久無子嗣。這是成帝一朝政治的重大關節，深刻影響了西漢末期的政治走向。所謂的神獸，有學者認為是熊，在漆器上的熊紋表達的乃是古代“惟熊惟羆，男子之祥”（《詩經·小雅·斯干》）的生育習俗。這個解釋可謂別開生面，而又在情理之中。書中此類精彩之處尚多，相信讀者自可體會。總之，《匯考》一書既在材料方面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翔實可靠的依據，又在漢代漆器工藝、制器觀念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認識，將漢代紀年漆器文字的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